五角钱的记忆
□天长市官桥九年制学校    何仲熙
百度了一下“角”，其中有解：中国辅币名。一元的十分之一。作为人民币的计算单位之一，目前在大型超市偶有可见外，在其他场合已基本失去了身影。
可在我心底深处，五角钱的记忆，日久弥新。
就读五年级是在1977年，秋季开学不久的一天上午，班主任通知我们几个同学，让我们每人买一条红领巾，准备参加入队仪式。
那时能入少先队的学生是凤毛麟角，有此殊荣，心中甜滋滋的。
中午放学时，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奶奶，奶奶欢欢喜喜地从一层一层包裹的手绢中，掏出了五角钱，递给我。
那时，一条红领巾的价格是0.19元。一个普通公办教师的工资也只有20多元。怀揣着人生第一笔“巨款”，我思量着放学后去买红领巾。
下午，班级安排集中劳动，收割学校西北农田的黄豆。劳动分两组，力气大些的，负责收割；力气小些的，负责抱豆秸。我很瘦小，老师自然让我去抱豆秸。
中秋过后的太阳特别明亮，午后两点多时依旧那么热烈。我和同学将割下的豆秸堆成一小堆，然后抱起来，堆到操场边。
黄豆已完全老熟，叶子也完全枯黄。豆角的尖角硌得皮肤生疼，脸上也被豆叶扫得辣辣的，汗水顺着额头慢慢淌下，有小虫子爬行的痒痒感。怀抱豆秸，看不清地面，磨薄的布鞋底偶尔踩在尖尖的豆茬上，疼得人要迅速跳起。即便是这样，心中也暗暗要求自己——要比别人跑快些，多抱些，因为自己是少先队员。
下午劳动提前结束，放学时间也提前了。当我兴冲冲地来到小卖部时，一翻衣兜，傻眼了——五角钱不见了。
一亩多的黄豆田，被我脚挨脚地找了个遍，一无所获。那个昏黄的傍晚，我不知道是如何失魂落魄回家的。
虽然奶奶没有责骂，最终我也戴上了红领巾，但我却自此再也没有了嘚瑟的勇气。
奶奶是1982年2月去世的。
安葬完奶奶，我踏上返校读书的路途。那时，公交还没有通行，去五十多里外的师范上学都是靠步行，一般五小时左右，好在有邻队的同学相伴，说说笑笑，并不枯燥。今天我一人独行，影单行孤。
“兄弟，站住！”——脚步刚迈出庄子，将转弯向北小路走去时，堂嫂叫住了我。
堂嫂那时五十多岁，生有六个孩子，五男一女。最大的孩子刚刚成家，其他几个孩子都还不能自食其力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养活一大家子确实不容易。作为邻居，常常听到堂哥为吃穿与堂嫂的争吵，也见怪不怪。
“我这有五角钱，你带上吧！”
我知道，这五角钱足够她孩子一个星期的菜汤钱。而我在师范学校读书，每月有16.5元固定的伙食费，寒暑假及平时放假还有退伙费，对比他们算是宽裕多了。
“大嫂，我不能要！”我竭力推辞着，她家财权掌握在堂哥手中，不知多长时间，才有此积蓄。
“不要嫌少，拿着！”最终我没有拗过堂嫂。
这五角钱，让我行走在那个寒风料峭的早春田野上，心中异常温暖。